三分鐘熱度的白羊最愛爛尾，不過這耗時應該 50 天的工作（Works，不必一定牽涉到酬勞），卻總算完成。

說不上堅持，因為根本沒這種感覺。學 Stephen King 話齋，當你把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，你就會開始覺得每一件事，是「得做」而不再是「想做」的，仿佛是必然仿佛是命定，雖然明明是自己一手策劃。不過，因經歷而來的感覺不能傳授，這不多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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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的譯文是《劍橋哲學研究指針》（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）系列中，海德格一卷裡的《聯繫於虛無主義、藝術、科技和政治的海德格》（Heideggar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ihilism, art, technology and politic）一節，關於虛無主義的闡釋。三聯書局，2006 年版。

選這本書，是因為這系列的盛名。一方面，作為一本論文集，居然被廣泛承認為哲學系學生必備的「工具書」（工具書，我們總覺得工具書是辭典），實在不可思義。另一方面，它行文非常淺白，不像漢娜．阿倫特的著作，她每寫 10 個英文字，我就有 7 個字要查字典，但查了還是傻呼呼的半懂不懂──而剩下的 3 個字，就是 is, am, are, to, for, the 之類的。

而選這章節，則是因為虛無主義始終是我主要的課題。卡謬說過，自殺是哲學唯一應該處理的課題，因為對人來說，為甚麼要活下去，而不乾脆自殺好了，才是至關重要的。事實上，我有能力去解釋，為甚麼整個極度複雜、極度繁瑣的西方哲學，其根本問題始終是：「人應該如何活下去。」

西方哲學發展了繁瑣的認知論，去研究人們如何才能認識真理（詮釋學是其折衷版本）；又發展了繁瑣的形而上學，去研究甚麼是真理；又發展了繁瑣的邏輯學，去研究如何在有效前提下，確保結論是真理。但請循其本，為甚麼我們要獲得真理？這全是因為柏拉圖式的理想：我們只有全面理解真理，才能知道和學會甚麼是「善」──因為「善」是真理，而只有「善」才能帶給生命以意義（這是柏拉圖的理解，與我無關）。西方哲學的目的始終是生命意義，無論它說了多麼一大堆──ok，廢話，就像我正在說的。

不同人對我有不同的評價，但我始終記取 Nana 那句，我「骨子裡很宗教」──西方哲學，其實亦復如是。在極端的邏輯和嚴謹中，遮掩著那蠢動的慾望和不安。只是你不能穿透表層，就看不到其內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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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說過來，這篇譯文，最好不要認真以對。因為，我犯了很多學術翻譯上不可饒恕的原罪。

雖然《劍》系十分顯淺，但依然有很多地方，我卻不能如實翻譯，尤其我預設的讀者是，完全不懂哲學的人。同時，我將「閱讀流暢」設定為最高原則，這就牽涉到：易於理解。

譬如 “Practice” 一字，譯作「實踐」的話，有哲學底的人一定知道是甚麼意思。不過，”cultural practice”、”shared practice”，卻不可同日而語，譯作「文化實踐」、「公共生活實踐」，並不是個個都能理解。我按上文下理，和不同的修飾語（形容詞），把 “practice” 分別譯作「社會活動」、「生活方式」、「生活本身」、「日常生活」、「背景知識」等等。

類似的艱難還有，譬如譯文後半部的核心詞彙，「知道如何」（know-how），和相對的「知悉這東西」（know-that），對於有研究海德格的讀者而言，是簡單不過。海德格其中一個出名論調是，你不用知悉門上那把手的運作原理（know-that），亦會知道扭一扭這把手，門閂會收起來，不費力就可以推開門（know-how）。但原文沒有很明確解釋這兩者的分別。雖然我沒用不同的名詞去譯。

而我將「閱讀流暢」置於「忠於原著」之上，使得有些字眼我幾乎是見一個刪一個，完全不譯的，如 “understanding of being”（對存在的理解），我最少刪掉了四五次，而它出現了才差不多七八次。而有些地方，為了顧及行文流暢，幾乎是亂譯的，如 “A woman who love too much”，我譯作「情癡」，以和另一譯作「工作狂」（workaholic）的名詞，保持較順口的節奏；另一些地方，為了顧及理解上的方便，我刻意加插一兩句原文沒有的說話。總之：

雖然這標明是「譯作」，但還是以「原創」去理解較好。

是篇譯作，唯一最忠於原文的，只有分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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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 年，海德格在課堂裡談及尼采那充滿齊克果口脗的批評，他說：

大概在 1882 年，尼采覺得他處身的時代「是個憂慮的年代。因為這個原因，這不是一個激情的年代──人們不斷地自我加熱，因為他們太冷了。基本上，我們的時代正在冷卻，一件事件之所以偉大，就僅僅因為那些回音──那些由報章發出的回音。

海德格同意尼采這論點：那些曾讓人凝聚起來，或者共同奮鬥的目標，現在已經不復存在。

這種喪失了價值的情況，尼采稱之為「虛無主義」。他和齊克果都同意，當虛無主義征服了世界後，都沒有人再有興趣為自己或是社會的事爭辯。這世界再沒權威，亦無表率，更談不上有義務。虛無主義未出現時，這些東西曾一度支撐起我們的信念。我們總相信某些問題是重要而且嚴肅的──即使我們接受不到它的答案，怎至設法消滅這些答案。但到了我們的時代，所有東西都變得模稜兩可，各種政治組織、宗教團體、社會生活、文化面貌，都變得越來越相似。所有東西的意義都被敉平，不再有任何差異。

齊克果認為，解決虛無主義的方法是，讓人們為某些事──例如，為了愛情──作出義無反顧的承擔，這樣人就能重新為生命贏得一個焦點。在這個終極的焦點下，一些事物變得突出非凡，另一些則蒼白沒意思。承擔不是預先製作的製成品，「有序世界」亦不會告訴你為甚麼要承擔它們。事實上，承擔反過來否定了客觀的真理：它是種個人的信仰，你被一個人，也許是一種時勢呼喚。當你嚮應這呼喚，並以此界定自己，我是愛著誰的那一個、我是堅信普選是唯一的正義等等，你的世界就開始變得有意義和嚴肅。

於是，在現代，唯一能找出生命意義的方法，就是自己去定義你的世界，然後再為這個世界獻身。你的世界是怎麼樣，並沒有人預先給你寫好──雖然，就算寫好了，也會被質疑。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社會越理性、越擅於反思，就越覺得承擔是種危險的懦弱。一個有所承擔的人，被稱為「工作狂」或「情癡」。這反映出需要一套關於「甚麼值得追求」的共同理解，以讓一個人承擔了的東西能被社會認受。不過可惜的是，我們偏偏又處於一個如此崇尚批判性中立、獨立自主，和理性選擇的社會。於是承擔就失去了地位。有所承擔的人變得像個瘋子。

但海德格認為，承擔的破產，並不應歸咎於個別的人失去了信仰，倒是因現代社會缺少了一些東西，誘導並保持我們去承擔。神、英雄、半神人、偉大的領袖、思想家的鍼言，這些曾讓我們學會承擔的東西，現在失去了魔法力量。結果，人們因為世界沒有給他指引，告訴他他應何去何從，而感到被孤立和異化，覺得世界沒有意思。於是，物質的、社會的，所有事物都變得統統一樣的，毫無分別。人們於是開始撤退到「個人體驗」這最後的堡壘，並從中裡尋找意義。海德格認為這種撤退是現代的特徵，藝術、宗教、教育，統統都變成「體驗」。當我們關心的事，都被簡化成體驗時，我們就到達了虛無主義的最終階段。「由爆炸到冰冷，由凌亂到整合。感覺就像贖罪，體驗變得決斷性。」這裡說的是，當沒有共同認受的偉大例子時，人就變成潮流和社會的觀眾，只一心想著尋求刺激。曾幾何時，透過犧牲、恐佈和罪咎，帶給人巔峰體驗的宗教，現在業已式微。為了重拾這些巔峰體驗，藥物、宗教癡迷（meditation）等等，人們消費一切能夠消費的東西。但在過去，巔峰體驗是因為它定義著世界，才因而神聖的東西。它們並非我們內在的思考，但始終和我們保持關係。海德格這樣說：「上帝之死，意義不僅於把宗教流放掉──那其實是一種轉移，由人和神的關係，轉為人和個人體驗的關係。」的確，當公共生活失去意義和真實性時，個人體驗就變得異常吸引，並認為那是重要的體驗。可是人們早晚也會察覺到，個人體驗也許很強烈、很激情，甚至很澎湃（zing），但始終沒有為生命提供任何穩定的意義，與及嚴肅對待世界的態度。用尼采的話說：「上帝已死，是我們殺死祂的。」

但尼采不同於海德格。尼采把上帝之死看作是一種解放，他渴望一種「積極的虛無主義」的降臨。他覺得這是我們文化的一個階段。在這個階段裡，每個自由的心靈都會創造自己的價值。不過海德格並不這樣樂觀。他分析西方歷史上對存在的各種解釋，以探索為甚麼我們恐佈得跑去殺死上帝。海德格追溯一段尼采沒有關心到的歷史──那段價值逐步流失的歷史。海德格認為把虛無主義視為我們失去了，或背叛了我們曾經擁有過的信仰，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份；同時覺得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價值系統，以填補失去了的價值，亦是虛無主義的病徵之一。海德格甚至認為，把我們的最終極目標定作「價值」，本身就是一種虛無主義。

價值是一些獨立於我們的東西，它能被感受到，然後被我們採納或嫌棄。價值有一段有趣的歷史。一開始時，柏拉圖認為價值和我們的利益和慾望完全無關，但卻有利於我們的生活。好的價值照耀我們生命，並吸引我們投身其中。而到了啟蒙時代，我們才認為價值是「對象性的」，它們擺在我們面前，任由我們去選擇。當我們選擇它們，它們才開始在自己的生命裡產生作用。但到了我們發覺價值就像商品一般，擺在面前任君挑選，並以此引導自己的生命，我們就準備好踏進現代──這觀點首先由尼采提出，尤其在《查斯圖拉特斯如是說》裡。也就是說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背後都反映著你正在評價（valuing）各種價值；而同時價值就是進行這事的結果。可是，一旦我們發現我們能自由地選擇這套或那套價值，我們又會覺得，我們可以不選擇它，而選擇另一套。非強加在自己頭上的價值觀，從此失去了它的一切權威。所以每當我們思考生命的意義，就只會得出生命沒意義的結果，而不是生命的意義。只要我們停留在「選擇意義」上打轉，而不是被公眾關心的事所捕獲，我們就找不到一件的東西，可以讓我們作出承擔。

只要我們明白，把失去價值信仰，理解為虛無主義的原因，就會把問題懸擱下去，而不是解決它，我們就可以去診斷我們的時代，並為之開方治病。海德格認為我們的問題，始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道德真理的理解。他們認為它們需要像科學般明確且中立。海德格質疑對日常生活的理解，能不能如此明確──甚至我們可不可以期待這種明確性。他指出讓我們融入社會的那些日常生活技巧、話題和社會活動，都提供了我們評價世界和社會的必要條件。活在世上，我們都首先擁有一些知識，一些關於「知道如何」而非「知悉這東西」的知識。它們並不全是由刻意灌輸而來的。深層地看，它們並不是概念、不是信仰、亦非價值和認同，而是體現於我們的社會生活。只有當社會暨文化生活的知識，並不是從灌輸而來，它們才能指引我們的生活，並使之多姿多彩。這裡需要著認真留意的是，這些非灌輸的知識總在背後運作。海德格在之後的《論藝術作品的本源》裡，提及到這點，「每個決斷都是建基於一些未被熟悉、隱蔽、迷惑的東西。除此以外，就談不上是決斷。」

當一味複製別人的生活方法顯得不再是辦法時，「批判性思考」就開始露出鋒芒。可是「批判性思考」不是、亦不應該扮演哲學思考的中心角色；對我們來說，重要和有意義的事，不是亦不應由「批評性思考」哪裡獲得。

那些我們關心的事情，都由「知道如何」得以呈現。這「知道如何」並不是人類有意識地做出的，但亦非無意識的舉動。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：不同文化的人，和親人或朋友並肩時，都有一套不同的距離標準。這些距離還根據當事人不同活動而改變，閒談、傾生意或對簿公堂，都各有不同。所有不同的文化，都會培養出一套這種可疑而又複雜的距離感。沒有人可以明確說清楚，人們在每一種關係，每一種環境裡，應該和別人站得多遠──我們父母並不能教導我們，因為他們知道的不比我們多。我們甚至永不會留意到這些「知道如何」的存在，直至和其他文化的人接觸。非洲人站得太近、讓我們感到壓迫，即使這是他和陌生人的習慣距離；而北歐人即使面對朋友，也站得老遠。這些情況使我們緊張，但除了入鄉隨俗別無他法。透過其他人的反應，我們得到了「知道如何」的知識，就像我們小時候，和其他人互動時，時而太遠時而太近，這使得父母和朋友不舒服起來，他們會趨前或遠離自己。漸漸地我們就會習得整套知識。這些知識並不能被明確化，類似的社會技巧不可能透過寫一系列的規則，來讓它明確起來。但它卻是我們學會生活的基礎──身體接觸的重要性，因為它反映出對方是親密還是不相干的。

「人際距離」以外的其他生活方式，同樣不是由訓練或模仿而得來的。在我們的世界，「知道如何」無孔不入，人、物品、自然物、植物動物，都賴於「知道如何」而被知悉。譬如說，在今天我們對動物的理解就是：買下它的一部份，裁成皮草，或放到微波爐裡叮。一般地說，我們把事物當作可使用的資源。事物一旦失去用途，就會被棄置。完美的例子就是塑膠杯，一種用完即棄，卻能幫我們保持飲品的溫度的東西。我們對待塑膠杯的態度，和日本對待茶道用杯就十分不同。茶道用杯既不保溫，又要清洗、更要小心保管，可是卻被一代又一代的保存下來──為了它的藝術和社會意義。再多一個例子，古陶瓷碗是茶道節日中會使用到的東西，設計簡單，但卻能勾起人對事物的獨特認知──我們很難想西方世界會出現「塑膠杯節」吧。要留意的是，日本對人的理解（被動的、滿足的、性別的、形象的、社會的），和他們對事物的理解（純粹的、自然的、簡單的、美的、傳統的），是相配合的。對於我們這些長期追求獨立──為了「文明」而掙扎向前，和為慾望而驕傲──的西方人來說，日本人對事物的這種理解簡直是不可理喻的。但同樣地，對沒有被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人來說，發明和廣泛使用塑膠杯，也是無比荒謬的。又例如，日本人認為政治是尋求共識，而我們卻傾向認為是在各種利益集團的慾望中尋找平衡。總之，生活本身提供了人是甚麼、事物是甚麼，和甚麼是健康社會的理解。我們從社會生活中得到的，並不只「人」、「動物」、「對象」，而是所有的東西。

這些日常生活，奠基了我們的行動，促使我們成為社會一部份。進一步說，它們告訴我甚麼是重要的，甚麼是合理的。這些背景知識教曉了我們甚麼人或事才是重要且有意義的，並創造了海德格稱為「澄明」的東西。在澄明中，各種人和事顯示出他們的重要性和意義。澄明不是我們創造的，反過來是澄明決定了我們是甚麼。海德格這樣描述它：

遠超「它是甚麼」，還有一些東西出現──並不和它無關，反而在它之先。在存在者整體中，有一個開放的領域，那裡有澄明和光亮。這個開放領域並不被「它是甚麼」包圍，反而是光亮照亮了所有「這是甚麼」。只有澄明本身才給予人類，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，和了解我們自己。

我們說過，背景知識帶領著我們的各種活動，和使生活顯得合理。它們由始至終是非灌輸的，這讓它能夠保持為我們生活的基本構成部份。這些在背後運作的知識，總是隱閉和未被瞭解。海德格認為它給予我們的決斷予嚴肅性。問題不是我們選擇甚麼，而是我們總是「基於ＸＸＸ而作出選擇」。每當我們把「知道如何」程式化、對象化為「知悉這東西」，每當我們將之稱為「批判性思考」時，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就越走越遠。這是齊克果對現代「批判性思考」的批評，同時也是海德格因思考價值問題而作出的結論。

不過並不能這樣就概括虛無主義。因為要理解虛無主義，這一定要挑出「澄明」以讓人和事得到正確的理解。因為在背景運作的澄明，包含著人對世界的理解的基礎。而這並不是「批判性思考」能做挖掘到的。於是海德格就面對了一個更深入的問題：在我們的文化裡，是否有些逆向的的背景知識在運作，使得我們忽略了整個背景知識的存在？並由此，人只得在各種客觀價值中，尋求生命的意義，最終演變成任意選擇的困局？海德格使得這個問題浮現了：獲得「虛無主義式的澄明」是甚麼一件事？獲得了它，我們會變成怎麼樣，和該如何面對它。海德格認為只有在我們答到這些問題後，我們才能回答：在我們的社會中，是否有一些「碎片」，是大家都關心且又有意義的。如有，哪裡可以找到這些碎片？下面是較有力的看法：這些碎片總是存在的，要不我們就不會為虛無主義所苦。但在這之前，還有一個問題首先要得到解答：社會生活如何把這些知識傳送給生活著的人？